2009.8.7

前几天在人民网上看到一个领导的热点声音：“要把对领导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。”正好这几天遇到一些事儿，写下自己的思考历程。

昨天，付雨晴（化名）又到区里去了，还是惯常的套路，找常务副区长哭诉，然后信访局找我们。她这次的要求是：“要找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。”我把她的背景资料和这几年的要求罗列一下：

付雨晴，据她本人说大学毕业，毕业证书据她本人说被自己烧掉了。年龄在45岁多，北方人，据她本人说家境出生非常好，从小由保姆带大（这成为她现在不能从事服务业的理由。）。后来在一次外出途中结识前来苏州XX区房管局工作的大同（化名），一见钟情，闪电结婚，跟着赴任，就此到了苏州，一直没有工作。后大同英年早逝，付雨晴还曾经开过餐饮饭店（据左右邻居讲），但经营不善，后关门歇业。其后就一直和政府打着交道。她本人有一句名言：连小鸡都会自己找食吃，我也要靠双手吃饭。一般来说，她看到领导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。所以领导们都会非常感动，吩咐基层给她找工作。一开始，我们不明就里，安排她做钟点工，她愤怒异常：“我就是让保姆带大的，你们怎么能让我做保姆！”恩，有理。所以安排她做营业员，她很蔑视的说：“伺候人的活儿我不干。”恩，可以。正好这时苏州城里开始设定“100放心早餐”的便民工程，想办法给她弄了个摊位。没多久，她来说要转掉，因为身体经常不好。于是问到身体什么不舒服，说是头痛、腰痛，有时候发烧。作为基层工作者有点疑惑。于是安排一低保户帮助她一起设摊（带有点监督性质），这段时间付雨晴的身体就好了有好几年。这几年中她也没闲着，先后提出了几个创业想法，就死要求政府全额资助：一是想在苏州郊区开一个奶牛场，为全市供奶；二是想重操旧业，开一个饭店。每次她的想法都很让人振奋，但是考虑到资金流太大和其他原因，没人敢赞助。一直到2007年，她外出时不小心摔断了右脚。于是她又找到政府，要求提供医药费，并解决其生活保障问题（期间她从未缴纳社会保险）。没有办法，给她解决了部分医药费。期间，她悄悄地把早餐摊位转让了。其后，她又要求政府帮她找工作，解决其生活问题。于是介绍了很多工作（由于她没有特长，也提供不出学历证明，只能给她介绍营业员之类的工作），她均不屑。2009年初她正式向常务副区长提出要求，说：“我要坐办公室的工作。我看看你们办公室的那些人么还不如我呢，我就要这样的工作。”常务副区长也很无语，作为基层工作者的我们也很无语。这几年来，每次她来找政府，政府都没有让她空手回去，都从社会救助的条线上给她救助了一些钱。但是她说：“我不是来要钱的，我要工作。”哎，我们解释：“工作是双方面的，要雇主肯雇你才行。”于是她把雇主锁定在政府身上。

我是在2007年到2008年期间接待她的，之前和之后由于岗位原因她不在我的管理范围内。但是我一直在关注她。由她也有一些思考。正反两方如下：

正方：应该帮助她。不管怎么说，她是一个生存低能者，不管她的性格、脾气，只要她生活困难，作为政府应该承担起公共服务和救助的职能。而且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一员，为群众负责也该为她负责。

反方：她的要求很无理，这么帮她是对其他辛勤劳动的人的不公平。她和其他40多岁的普通中年女人一样，有劳动能力，并且还能说会道，可以从事很多类职业。但是却以劳动为耻，好逸恶劳。可以说她的贫困是因为她自身原因造成的。

很显然，正方是责任上的，反方是道义上的。当责任和道义背道而驰作为基层工作者该怎么办。有时候我也想如果让她来做我这个事情她会怎么处理（因为她觊觎我以前那个岗位很久了么）。目前大家的做法就是花点小钱、息事宁人。我想，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她的生存状态，靠政府是行不通的，要靠她自己，可是她没有意识到，一直企图并强加于靠政府。有时候我想，如果政府出钱让她们去做心理辅导是否有效，但是不能保证，也只好作罢。